中國商飛陳迎春：擔任三款民用飛機總師
文章來源：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 發(fā)布時間：2018-03-26
陳迎春（圖中） 方淳攝
在中國的飛機設計師群體中，陳迎春是非常特殊的一位。干了35年飛機設計，他先后擔任ARJ21飛機副總設計師、C919大型客機常務副總設計師、CR929中俄遠程寬體客機中方總設計師。以一己之身，先后擔綱三款民用飛機總師，在世界民機制造業(yè)都比較罕見。
為了研制C919，中國航空人又一次全國總動員
“C919的總體設計方案，其實從2008年3月就已經(jīng)開始設計了。同年7月，我被任命為C919大型客機副總設計師。當時整個C919總師系統(tǒng)只有兩個人，吳光輝總設計師和我。”回憶起十年前C919開始研制的情景，陳迎春的語氣淡定而從容。
隨著國家研制大飛機的戰(zhàn)略逐漸清晰，C919的研制團隊很快壯大起來。在位于龍華的上海飛機設計研究所（上海飛機設計研究院前身），在位于大場的上海飛機制造廠（上海飛機制造有限公司前身），在徐匯漕溪路的航天大廈，來自全國航空工業(yè)系統(tǒng)48家單位、20多所高校的500多名專家，和陳迎春一樣，匯聚到了上海，集合在中國大飛機這面高高樹起的旗幟下，向著大飛機夢開始了進發(fā)。
“在我的記憶中，這是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‘運十’項目之后，中國航空工業(yè)又一次全國總動員。中央一聲號令，全國航空業(yè)界的專家們，都趕到了上海，加入C919聯(lián)合工程團隊，都來為大飛機這份事業(yè)出力。”陳迎春說，“這就叫舉全國之力，聚全國之智，集中力量干大事。”
從外地來滬的專家們，一開始吃住都在賓館。幾百號人擠在賓館里一起搞設計，開小會在房間里開，開大會就到賓館會議室里去。
“在當時那種情況下，大家都無暇去計較這些待遇，都想著趕快把總體方案拿出來。”陳迎春認為，這種超乎尋常的熱情，一是來自于對國家戰(zhàn)略的堅定信心，二是來自于對大飛機這份事業(yè)的熱愛，“第三吧，自從1999年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之后，我們這些搞飛機的，心里都憋著一股勁。這股勁，從搞軍機開始，就沒松過，大家都是沒日沒夜地拼命干設計。民機這一塊，還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大短板，這股勁當然更不能松。”
這支聯(lián)合工程團隊，在吳光輝、陳迎春帶領下，硬是在這樣惡劣的辦公條件下，完成了C919大型客機的總體設計方案。
設計一個翼型做了上千個方案，跑遍了國內(nèi)外的風洞
“C919趕上了最好的時代，在機翼的設計過程中，有很好的印證。”陳迎春告訴記者，為了確保C919翼型的先進性，設計團隊前前后后做了1000多個設計方案。“如果沒有先進的超算計算機，靠我們設計人員手工或傳統(tǒng)的計算工具來計算分析，哪怕1個方案只需要算1天，全部算完那也得1000多天，這肯定是無法接受的。”
在位于上海和國防科技大學的超算中心完成超算后，1000多個設計方案中優(yōu)選出了4個方案，并制作出了試驗件，接下來的工作是“吹風”。
所謂“吹風”，就是風洞試驗，把試驗件拿到風洞里面去吹風，模擬各種復雜的飛行狀態(tài)，以測試其空氣動力學性能，驗證與超算分析結(jié)果的吻合程度。
風洞試驗一上來就遇到個難題——國內(nèi)沒有足夠大的風洞能放得進C919的機翼！“10年前，由于財力和技術發(fā)展水平限制，國內(nèi)像風洞這樣的基礎科研設施還不夠發(fā)達，尺寸建得也偏小，必須尋找更大的風洞才能滿足試驗的需要。”陳迎春回憶。
國內(nèi)沒有，就只能去國外找。C919設計團隊基本上把世界上能夠合作搞民機風洞試驗的機構都聯(lián)系了個遍。
但是，找國外供應商做風洞試驗存在三個難題，一是周期長，做個模型動輒花半年時間。二是成本高，幾百萬元人民幣就吹一次。三是一開始國外供應商只提供數(shù)據(jù)，我方不能參與風洞試驗過程，只能拿著數(shù)據(jù)事后去分析；后來經(jīng)過努力，我方可以參與試驗過程了，這個難題算是解決了。
通過建模超算、風洞試驗等一系列設計實踐，設計團隊最終明確了一體化、弱激波的先進設計理念，在C919大型客機上成功應用了完全自主設計的超臨界機翼，刷新了中國民機研制史。
同時，團隊也積極地與國內(nèi)各大風洞試驗單位合作，幫著提需求、搞方案、找外援，積極推動建立起中國自己的民機風洞試驗力量。目前，哈爾濱、綿陽、沈陽等地先后建立起了大型風洞，可以越來越多地承擔ARJ21、C919乃至將來CR929風洞試驗的任務，對我國的航空航天事業(yè)發(fā)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。
與俄羅斯合作，研制一款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飛機
陳迎春作為型號總師全程參與大飛機事業(yè)，是從ARJ21新支線飛機研制開始。“領導要求我們到上海來支援民機項目，我是第1批到的4個人之一，一來就被任命為副總師，主管總體氣動方面的工作。”陳迎春回憶道。
負責總體的工作，注定了陳迎春往往只能“享受”型號研制從開創(chuàng)、困難到大干一場的階段，而很少能夠完全分享到團隊成功的喜悅。比如ARJ21飛機首飛時，陳迎春已任C919副總師。C919首飛時，陳迎春的工作重心又轉(zhuǎn)移到了CR929項目。“飛機總體氣動的工作就是這樣，必須走在其他專業(yè)的前面。”陳迎春淡淡地說到。
C919成功首飛后，陳迎春沒有太多的時間去享受成功，CR929中俄遠程寬體客機的研制任務早已經(jīng)把他的日程表排得滿滿當當。
“打個比方，如果把研制ARJ21新支線飛機時的大飛機人比作紅軍，研制C919大型客機就是新四軍了，而現(xiàn)在干CR929寬體客機就是解放軍了。”陳迎春這樣比喻他所經(jīng)歷的三個民機型號。
“CR929的一個特色是，它是中國航空工業(yè)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(xiàn)和國外的對等合作，資金對等、技術對等，而不是以往的我們出錢、出市場，老外干活，技術到最后還是老外的。”陳迎春話里透著自豪。
“既團結(jié)合作，又獨立自主、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。這是我們和俄方團隊合作的一個準則。畢竟這么多年、這么多型號干下來，我們基本可以做到心態(tài)上不慌不亂、心中有數(shù)，行動上穩(wěn)扎穩(wěn)打、步步為營。目前，中俄雙方的合作很順暢。我們團隊現(xiàn)在經(jīng)常開啟中俄兩地辦公模式。”陳迎春開玩笑道。
信手填的大學志愿，填出來一個型號總設計師
走上飛機總體設計這條道路，陳迎春說，完全是一個偶然。
1979年，陳迎春在江蘇參加高考，一共可以填報5個重點志愿。前3個志愿都填完了，都是當時重點大學熱門的地質(zhì)、核工業(yè)之類的專業(yè)。再填后面2個志愿，陳迎春就有點吃不準了。問老師，答查招生目錄簡章，找2個重點大學填上就行。陳迎春好不容易找來全校唯一的一本招生目錄簡章，信手翻完，提筆就填了個西北工業(yè)大學空氣動力專業(yè)。
“填完了跑去問老師，空氣動力專業(yè)是學啥的。老師答，不知道啊，難不成是搞空氣錘的？石油鉆井的那種？”陳迎春笑言，“第二天，老師又專門找到我，說幫我問過了，空氣動力學厲害著呢，是搞導彈的，錢學森就是搞空氣動力學的。”一直到被西工大錄取之后開學報到，陳迎春才弄清楚，學校空氣動力學專業(yè)是搞飛機的。“搞飛機也挺有意思，慢慢地我就喜歡上了，一干就是30多年，從來沒變過。”
從軍機研制到民機研制，35年彈指一揮，陳迎春一心撲在了他喜愛的這份事業(yè)上。“我覺得，這一行是值得年輕人為之踏踏實實奮斗一生的。”
從軍機型號，到ARJ21、C919、CR929三大民機型號并舉，陳迎春見證了中國大飛機從零起步，艱難而執(zhí)著地邁過一個又一個溝坎，迎來一個又一個里程碑。
【責任編輯：李巨堯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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